《马东的假期》：当我们触及留守儿童的痛处

 
《马东的假期》剧照

　　在建国以来所有的儿童片中，《马东的假期》是近年来夺目的一部。

　　白羽导演首先延续了“男孩历险”记这一传统。在美国文学中，马克·吐温首先以他的《汤姆·索耶历险记》和《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开创了“男孩历险记”这一文学的传统，后来又发展成了好莱坞今天的“男孩冒险片，”如《小鬼当家》、《亨利·波特》等。在中国文学中，似乎很难梳理出与美国文学中的“男孩文学”想呼应的一条线来。但我们也有《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等将小男孩的冒险经历与抗日或者革命主题相结合的电影，当然，还有广为流传的《三毛历险记》这样的漫画故事。我国的“男孩”片与好莱坞的“男孩历险”存在着一定的相通：均是透过男孩的视角来讲叙事实，描写小男孩对世界的感受。这一类片子也可被称为“成长片”的一种。但纵观好莱坞所有的这类片子，均“冒险”成份偏大，多数具有颇多的“惊悚”与“幻想”的色彩。而我国的《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等影片似乎又将小男孩的经历与“革命”的背景结合得过于密切，以至于在不少观众的记忆中，这两部电影都成了“革命片”而忘记了它们首先是“儿童片。”

　　白羽导演在《马东的假期》中展现出他深厚的艺术功底。毫无疑问，他对美国文学及好莱坞电影中对“男孩冒险记”这一传统有着清醒认识。《马东的假期》从某种程度上将，是对好莱坞电影中“男孩冒险记”这一主题的再续。但白羽同时又对这一好莱坞的传统模式进行了超越和符合中国国情的改变。马东在省城“寻父记”何不是一小男孩的历险记？特别是当马东逃离师傅，街头巧遇另一小男孩——“抗震”小英雄的那段戏，可谓是体现“男孩历险记”的最为出彩之处。

　　白羽的创新之处还在于将一位成人加入了东伢子寻找亲生父亲的“冒险记”，而且这一成人不是别人，他正是马东的师傅和监护人。电影开始时，马东最初讨厌和抗拒这位师傅，多次试图逃脱这位师傅，但师傅帮助马东寻找亲生父亲，最后师傅将成为无父的东伢子的“父亲。”师傅这一身份的转变，在某一程度上吻合了白羽导演所推崇的“悖论”：他最初不是很情缘收留马东，但逐渐和马东建立感情，特别是在马东的亲生父亲拒认马东后，他实际上成为了马东的“父亲”。同时也有一个戏剧化的转变：从抗拒师傅，到和师傅合作，受师傅牵引，最后在接受自己无父这一现实后，完全接受师傅为“精神父亲”。设计上述两个戏剧性的变化，充分出白羽的功力。

　　但白羽的《马东的假期》之所以让人难忘，并不在于他借鉴、再续了好莱坞的“男孩历险记”这一电影的传统。白羽的力量在于他借《马东的假期》触摸到了处于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中国社会的一个敏感痛处：“留守”儿童无父的痛苦。中国十三亿人口中农村人口占据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而农村人口中大量的男性又涌入城市打工，这些“民工”们大都将自己的孩子留到了农村，成为了所谓的“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其实九十“无父”的儿童。如果父母双方都不在，“留守”便是“无父无母”童。白羽的马东，便是这样一个不幸的孩子。触及中国农村无父的“留守”儿童这一敏感的“痛处”，是白羽的《马东的假期》作为现实主义影片的力量之所在。白羽在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尽管表面上看是一中国式的问题，但其实“无父”这一现象，在西方世界也广泛存在。“为人父”（to father）这个英语单词值得人反思。“为人父”最基本的意思是指人类物种的繁衍，即“繁殖后代”。故“为人父”指的是男人作为人类物种繁衍者的角色，而没有包含男人对后代的教育这层意思。“为人母”（to mother）这一英语单词则不同，不仅包含“养”，也包含“教”的意思。由于“为人父”不能与之对应，英语词汇实质上缺乏与“为人母”想对应的单词。当今西方社会有很多男人匿名捐献精子，有很多孩子永生无法确定亲生父亲，将在有父生但无父养的情况下长大。以上所提到的英语词汇的这一匮乏似乎从社会现象中找到了印证。拉里·梅(Lary May)指出，“八十年代中期，加尼福利亚的一个受理上诉的法院曾作出这样的宣判，任何捐献的精子如果发展成生命，法律将一概不承认该精子的捐献者为‘父亲’，因为精子捐献者和血液﹑肾脏等的捐献者一样，将对他捐出的东西不再负责。”这一法庭的宣判虽看似可笑怪异，它却从生理学的角度证明了现代人“无父”的状态和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