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日本观众看《南京南京》始末(图)

丈夫是南京人的日本观众看完《南京！南京！》后，跟陆川握手 

　　这个“必须”……

　　5月23日，约250个日本人在上海影城集体观看电影《南京！南京！》，活动组织者是几个二十多岁的日本留学生，事情原本很简单。

　　5月6日，《南京！南京！》在北京上映。日本读卖新闻上海分社社长加藤隆则采访了陆川，陆川向加藤表示，希望《南京！南京！》能够在日本上映。加藤于是提议：或许可以让在上海的日本人先观看《南京！南京！》。陆川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听到这个建议，欣喜若狂。我万万没有想到是一个日本人提这个建议。”

　　加藤隆则再三强调自己是记者，要保持中立，不能参与此事。他说回到上海后，他找到自己的朋友A女士来筹备这次活动。

　　A女士邀请了日本各大媒体：《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共同通讯社、NHK电视台……此前，日本人并没有向中国媒体公开，所以知悉此事的中国媒体不多。导演陆川认为这是一次中日交流的很好机会，中国媒体也不应该缺席，于是向日本人推介了《南方周末》。

　　没人想到，仅仅是一次普通的看片采访，却充斥着中日之间的误解、猜测。

　　南方周末记者拨通活动组织者A女士电话，问询活动的具体日程安排。她支吾说稍后回电。两天后，她回电：“我们决定不邀请《南方周末》来。”原因是“这是我们日本人内部的活动”，只邀请日本媒体，因为“要日本媒体报道给日本国内读者看”。

　　“日本人主动组织看一部讲述南京大屠杀的电影。这对于中国读者同样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你们也在活动通知中说明，要用《南京！南京！》做一座桥梁，让中国人和日本人能够就此事进行冷静的交流。如果中国媒体这次不在场，中国人不知道这件事，那这种交流是难以建立的。这无论对于中国人，还是你们的初衷，都令人惋惜。”南方周末记者告诉A女士。

　　A女士始终重复着：“这是我们日本人内部的活动，希望您能原谅。”

　　陆川同样坚持认为中国媒体应该有权报道这一事件，他出面协调了很久，日本方面终于同意。

　　然而，不到半个小时，“日本放映委员会”又开了一次会，专题讨论是否应该邀请南方周末来采访报道，其结果还是“不邀请”。

　　“不邀请”的原因还是担心，他们认为首先“要保证日本人正常地观看这部电影，不受到干扰”。“说是放映委员会，其实就是三个学生组成的。”陆川对“一丝不苟”的日本人也无可奈何，“在中国变通是很正常的。我们(按：中国人和日本人)长得这么像，思维方式却那么不同。”

　　陆川最后告诉加藤：“必须邀请《南方周末》。”然而这个“必须”，也带来了额外的猜想。

　　加藤隆则直接质疑：“陆川说《南方周末》必须来，这个‘必须’让我觉得……你们之间要么是有商业性合作，要么是政府意志，《南方周末》也是受广东的政府管辖吧。”

　　5月22日，放映前一天，陆川做了最后的斡旋，南方周末记者最终和加藤进行了面对面的沟通，当天下午也是放映委员会的筹备会议。“光是这几次艰难的沟通，就可以看出中国人和日本人沟通的难度了。”陆川说。

　　你们的真实感受是什么？

　　5月23日，南方周末记者最终进入了观影现场。

　　观看《南京！南京！》是个漫长的过程。电影放映到字幕部分，片尾配乐在安静的放映厅中响着，没有一个人起立，没有一个人说话。陆川走上台向观众深深鞠躬，掌声随之响起。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在鼓掌，一些人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陆川站到舞台中间，对着高脚话筒，等待观众提问。他后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其实他更想做提问者，他的问题很简单：“你们看完后真实的感觉到底是什么？”

　　日本观众的提问者并不多，大约有10个提问者。没有任何一个提问者问及陆川：“这是否是真的？”他们的提问大致有：“导演对各个国家演员的表演都有哪些特别的要求”，“我觉得陆川导演的很多风格和日本六十年代的电影有相似之处，比如说黑泽明的电影，请问您有没有受到黑泽明的影响呢”，“最后日本兵自杀，是用枪的，这和我想象的不大一样，我看过很多讲以前日本人自杀的书，好像自杀是用刀的……”

　　现场有两个中国人提问，一个是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徐静波教授，他说自己哭了，因为他想知道有多少日本人相信这是事实。然后用流利的日语说，曾有日本教授问他，日本的统计资料显示，南京大屠杀对平民和俘虏的屠杀数量是12万-13万；而中国方面提供的数据是30万，不知道这数据是怎么来的，如果这个数据都是不真实的，我们日本人怎么可以相信中国人关于屠杀这件事的所有描述呢。徐静波的回答是：屠杀12万-13万人，在日本的概念里算不算屠杀？还有一位年轻的中国女性，站起来哽咽难语：“我的丈夫是日本人，就因为知道南京大屠杀，他从来不敢去南京。在街上，他不让我和他说日语，因为怕周围人知道他是日本人。”她谢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只说了句：“我现在有点后悔我刚才站起来了……”然后迅速带着丈夫离开了现场。

　　在《读卖新闻》办公室，日本留学生问是否可以在刊发之前给他们看一下报道。为了舒缓这些可能被中国媒体“吓坏了的孩子”的紧张，南方周末记者承诺，刊发之前，可以给他们看一下文章，这样他们就会知道，中国的媒体并不像传闻的那样可怕。

　　学生们欣然接受这点，但是他们提出了进一步要求：请记者用笔和纸写一份书面的承诺。日本人的理解是：“既然承诺那么重要，写书面承诺次要一些。一个重要的事情你都做了，那么这个次要的举手之劳为什么又不肯呢？”学生们最终没有得到书面承诺，但看到了记者完成的稿件。

　　5月24日，日本《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媒体在非显著版面刊发消息，对《南京！南京！》和上海日本人集体观看活动作了简洁的介绍，字数均在300字左右，加藤隆则说：“这个事，不像在中国，是头版头条的事，在日本，能发这样一个消息就很不错了。我正在写评论，评论应该会长一点。”他用手比划了一下报纸的三分之一版的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