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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聚焦：对于“春晚”，政府所要做的不是维持任何节目的垄断地位，而恰恰是保证不同节目之间的平等竞争。否则就和计划经济中的任何垄断一样，只能产生保护劣质的效果。开放“春晚”不仅让广大观众更开心，也会让演艺界更高兴，因为将有更多的主持人、歌手、演员得到更多的表演机会。 |
09春晚上赵本山小品
今年本不想看“春晚”，只是因为要陪着家人尤其是孩子，还是看了几个节目。印象和往年差不多，也不乏精彩亮点，主持人也有些许变化，不过总的来说还是老面孔、老套路。倒不是说“老”有什么不好，但是不尝试新的、没有比较，恐怕也就很难说老的一定更好。
这次央视春晚的主题是改革开放30年，开场第一个相声节目就直奔主题，而30年改革开放的主旋律恰恰是市场经济和政府放权———不仅是中央给地方放权，更重要的是国家给人民放权，使人民获得更多的选择和自由。企业有了自由，经济便有了活力；消费者有了选择，产品才有了竞争。结果是有目共睹的。如果说物质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提高取决于多元竞争，精神文化产品又何尝不是如此？归根结底，电视节目和电视机都遵循同样的供求规律，既然我们早已不再局限于同一个品牌的电视机，又何必拘泥于同一套春晚节目呢？
当然，竞争未必总是好的，在某些情况下，或许市场需要一点政府管制，但竞争仍然是规则，管制是例外。事实上，绝大多数看上去源于市场的恶恰恰是因为竞争不充分或不正当造成的。譬如：有人抱怨住房市场化导致房价畸高，但是高房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对土地的垄断；还有人会说竞争使商人惟利是图、不择手段，以致危害社会的基本安全，譬如恶性竞争导致三鹿等不良企业超标掺加三聚氰胺，致使数万名结石婴儿深受其害。无底线竞争确实可能产生这种恶果，但是在法律这个基本底线之上，奶业集团还是有广阔的良性竞争空间，而且毒奶粉事件完全是在欺瞒消费者和政府的情况下发生的违法行为。如果信息公开，消费者都知道三聚氰胺有害，三鹿产品还会有任何销路吗？
文化产品一般不像三鹿奶粉那样隐含着普通人看不见的有毒成分，涵义昭然若揭者，信息接受者多数有能力对其利害作出知情判断；涵义晦涩不明者，则不可能普及到伤害多数人的程度。无论是哪种情况，政府都没有必要过多干预。因而更应该充分放开。
“春晚”应该多元化，首先因为不同观众的“口味”是不同的，而不论央视春晚如何完美，同一套节目都不可能满足众多不同的“口味”。年轻人喜欢看周杰伦，中老年人则可能更喜欢赵本山；南方人喜欢听越剧，北方人则更喜欢京剧……我们应当承认这些个人爱好都是正当合法的，说不上谁对谁错，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将自己的爱好凌驾于别人之上，否则必然只是一种自说自话或强权逻辑。既然我们允许湘菜、川菜、粤菜等不同菜系的餐馆开张，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允许更加多元的“春晚”来满足不同观感的观众呢？
或许有人会说，央视春晚已经综合了全国各地的不同风采，既有周杰伦又有赵本山，但是这种逻辑就和我们只能去吃“满汉全席”一样是不能成立的：“满汉全席”的存在，并不能为取缔湘菜、川菜、粤菜等不同菜系提供理由，同样的，只有多元化的“春晚”才能满足最广大观众的最根本爱好。或许还有人会说，同一套“春晚”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它能将五湖四海带到一起，让各族人民共享同一套节目，进而营造全国一家人的氛围。在我看来，在缺乏实际证据支持的情况下，这种理由恐怕就和强迫全国老少同吃一桌“满汉全席”能促进民族团结一样牵强。不论如何，“春节”首先是一种民俗，“春晚”的主要功能在于娱乐；教育功能即便有，恐怕也应该在这短短几小时内退居其次吧。
当然，一旦放开“春晚”，某些节目可能触犯政治、道德或法律底线，譬如过于“低俗”的节目尤其会损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可怕，也并非不可防范。在目前体制下，凡是申办“春晚”的单位或团体都会受到政府审查，以确保节目不存在政治或道德问题。事实上，既然一旦发生问题就将受到严厉的事后惩戒，有关单位在节目确定和制作过程中必然经过严格的自我审查。在保证基本道德与政治底线的前提下，政府尽可以放手不管；至于哪个“春晚”质量更好、品位更高、意义更大，本来就不应该由任何人钦定，而应该由文化市场上的广大消费者自己来决定。
我们得相信，广大观众是有判断能力的。对于“春晚”，政府所要做的不是维持任何节目的垄断地位，而恰恰是保证不同节目之间的平等竞争。否则就和计划经济中的任何垄断一样，只能产生保护劣质的效果。开放“春晚”不仅让广大观众更开心，也会让演艺界更高兴，因为将有更多的主持人、歌手、演员得到更多的表演机会。我相信，偌大一个中国是不乏拥有一技之长的演艺高手的，在一个更加多元、更加平等、竞争更加激烈的环境下，他们将获得更多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央视春晚的压力也没必要那么大了———即便自己某个地方搞砸了，还有许多别的“春晚”撑着呢。大家都高兴，何乐而不为呢？
文：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
